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翟東升首先提到,缺電應該是與煤炭價格播隊最有直接關係,因煤炭期貨價格開始走強,並在八月中旬至今出現快速翻倍上漲。而電廠採購煤炭的價格時隨行就是,但是發電上網價格是相對固定的,導致火力發電廠的發電積極性迅速消失。
而在限電問題中,能耗雙控也間接扮演了一定的角色。翟東升指出,中國預計在2030年碳達峰,在十四五規劃當中,有8項約束性指標,其中有5項都與節能環保有關。但今年上半年出口暢旺,用電用能不少,眼看進入第四季度,能耗雙控指標完成度亮紅燈,於是就有省份的能源主管部門不得不開始踩剎車。
不過限電的產業也有分別,翟東升特別以浙江的印染工業遭停為例,他表示紹興當地的印染業佔全中國的三分之一,這幾個月以來,東南亞因疫情導致紡織訂單回流中國,雖然生意火熱,但是印染用水量特別巨大,1噸布用10噸水。在政策壓力達標之下,印染產業園只好全面停電,還不是往常開6天停1天,而是直接停10天,且僅提前2小時通知,業者在倉促之間致電區縣領導詢問,「領導也一臉茫然不知究竟」。
翟東升指出,對地方政府而言,手心手背都是肉,割掉哪塊都很疼,但這一次之所以是印染和化纖工業被優先限電,說明在地方政府心中,「這2個領域可能遲早要犧牲掉」。
而在這波限電中,東北三省民眾無電可用,導致生活大受影響。翟東升解釋,因為電網沒有大蓄電池提供冗餘,因此需要隨時平衡產店用電規模,電力東北網上沒有太多的大型製造業企業的用電可以臨時停,因此「不得已」只能停掉民生用電。
翟東升對於中國大限電有感而發,表示治大國如烹小鮮,一不小心就容易「糊鍋」。各項改革舉措之間需要有即時的統籌協調,政策設計者需要把握權衡各個政策舉措的輕重緩急次序,考慮紙面上的應然與實際運行中的實然之間的鴻溝與差距。
翟東升被稱為是「習近平的智囊團成員之一」,在過去常會做出驚人發言,先是在去年底,驚爆中國在美國的權力核心圈「老朋友」,可以搞定拜登政府,今年2月在其專欄視頻「政經啟翟」上直言,後疫情時代升級版《一帶一路》的政策方向,並非追逐外界以為的能源,而是「追逐《一帶一路》沿線國家年輕的生命。」